重点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不少违法环境项目,红会决策应该向社会开放

四川雅安芦山地震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下称“红会”)再度陷入舆论漩涡。

环保部首次发布重点环境污染事件处理情况通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4月28日表示,“如果两到三年,还是不能翻转‘黑十字’印象的话,我自动请求辞职!”虽然如此,外界对红会能否完成自我救赎仍疑虑重重。

重点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不少违法环境项目,红会决策应该向社会开放。5月8日,环保部发布了2013年第一季度重点环境污染事件处理情况。该通报共涉及13起重点环境污染事件,其中包括公众高度关注的山东潍坊部分化工厂和造纸厂利用高压水井向地下排污事件,河北省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村地下水污染问题。

红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下称社监委)王振耀。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对本报介绍,重点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不少违法环境项目,都是由地方项目批的,所以其环境执法还是在地方。我们的职责是督办,不但要督促地方对有关的环境违法事件进行查处,还要负责跟进直至解决这个事情。

王振耀认为,红会一身兼具政府性、国际性和民间性三重性质,因此红会的改革必定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交汇点;红会去行政化并不能一蹴而就,相反红会可以利用其和政府的关系,争取财政资金为公众做几件切身能感受到的事情;红会决策应该向社会开放,最终政府性弱化,社会性和国际性大发展。

“中国已经进入环境污染事件频发期,对重点环境污染事件的处理,除了要依靠环保部的督办外,我们更要建立法制化的常态处理机制。”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对本报分析。

红会社会开放度不够

目前全国人大法工委正在启动对《环保法》修正案的再修改,希望可以更加明确政府和企业环境违法的法律责任,提高处罚力度。

《21世纪》:此次雅安地震发生后,红会爆出救灾物资闲置二十余个小时、未按照捐赠者意愿使用捐赠资金等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红豆局长被免

王振耀:物资搁置了二十个小时,那么为什么不能快速将物资发放?要快就得改变体制,实际上是要求红会进行转型,转变政府职能。

通报中最受关注的两起重点环境污染事件都与地下水污染相关。

未按照捐赠者意愿使用捐赠资金说明红会沟通机制出了问题。其实不仅是红会,包括政府使用民间捐款的时候,往往和民间沟通不够。而在台湾,地震之后的重建委员会一定有民间组织的代表。政府千万不要关上门来做这一件事,这就要求政府体制和公共管理体制开放。其实不止是使用捐款,使用财政款也是这样,世界大多国家都是公开的,但是我们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够。

第一起是山东潍坊部分化工厂和造纸厂利用高压水井向地下排污事件。根据《通报》,目前的处理情况是经山东省环保厅和潍坊市政府排查,未发现确切地下灌污证据,发现台头镇工业园多家小型防水涂料加工厂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问题。

捐款必须透明必须开放,所谓的开放必须以尊重捐赠人的捐赠意志为最终目的。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肯定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红会可以改变捐赠资金使用用途,但是前提是你和捐赠者要商量。

“通报的措辞非常谨慎,说未发现确切地下灌污证据。这只是目前的情况,如果发现了相关的证据,我们会继续督办。从技术层面上来看,高压地下灌污的成本也很高,一般的企业如此处理污水,也会得不偿失。”邹首民对本报介绍,“我们督办发现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些污水处理设施不规范运行的情况。”

从我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经历感觉,大家在捐赠上存在一些这样的公共管理理念误区:第一,捐款,我不贪污,我怕什么?我没贪污,你问吧。但是不贪污就没有问题了?不贪污只是最低标准。不贪污,我直接捐给乞丐就行了,他肯定不贪。这恰恰是公众希望红会等公布这一整套工作程序,让外界介入。第二,我公开了,你到《人民日报》上查。我怎么没公开,你不查你怎么知道我没公开。

本报获悉,今年2月底和3月初,环保部、国土部和水利部曾受中央办公厅委托,去调研山东向高压水井向地下排污的事件。根据参与此次调查的一位官员介绍,确实目前没有发现确切地下灌污的证据,不过他们发现,有些小企业存在向渗井、渗坑和废弃井直接排污的情况。

这都是以前我们这些人犯过的错误。当时民间质问我们:你说你在《人民日报》公开了,我们捐是给《人民日报》捐的吗?捐款是我们捐的,但是公开却对着另一面。后来我们把捐赠资金使用情况打印成册,送到捐赠者手中,做了这事之后捐赠者也满意了。其实捐赠者把钱都捐出去了,他要啥呢?他要的就是尊重。

“所谓渗井、渗坑一般是50-80米深。由于华北平原的浅层地下水开发得比较多,浅层地下水已经很少了,所以这些违法排污行为对浅层地下水的污染影响并不是很大,而承压水的埋深比较深,中间还隔着岩石层,对承压水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前述参与调查的官员对本报介绍,但这种违法排污行为影响恶劣,应该严肃查处。

《21世纪》:前述问题说明红会在自身内控和外部监督方面存在哪些缺陷?

根据通报,针对山东向高压水井向地下排污的事件,下一步的措施是,山东省环保厅督促潍坊市和寿光市政府做好排查整治工作,依法严肃查处环境违法问题;督促寿光市和台头镇加快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

王振耀:社会开放度不够。红会现在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也是再提高开放度。社监委只是第一步,后续决策也要放开。例如台湾红会很开放,尤其是决策,很多有声望的人在台湾红会中是发挥作用的,形成一种官民互动的局面,执行层面和社会是有机联系的。

另一起与地下水污染相关的重点环境污染事件是河北省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村地下水污染问题。根据《通报》,县委免去邓连军环保局党组书记职务,提请县人大免去其县环保局局长职务。沧州市政府在全市开展违法排污集中整治行动。沧州市环保局组织开展建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沧县分公司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

《21世纪》:红会在地震中短期内募集到大量物资,对资金的募集使用、监督及透明度,你的建议是什么?

其中,邓连军曾表示,“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比如放上一把红小豆,那里面也可能出红色,煮出来的饭也可能是红色的,不等于不达标”,被舆论称为“红豆局长”。

王振耀:比如说能不能成立一个捐款使用的委员会,让一些大额捐款者派驻代表。千万不要走过去的老路,这也是红会开放性的要求。

根据通报,针对这一事件的下一步措施是,河北省环保厅督促沧州市环保局做好监测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环境风险隐患,保障群众饮用水安全。

《21世纪》:此次芦山地震,很多人不愿意捐钱捐物,宁愿自己将物资带到灾区,应如何引导民众的善举和捐赠热情?

对此,一位地方环保厅官员对上述处理表示略感失望,尽管地下水污染的原因比较复杂,要查清楚具体的责任主体在技术上比较难,但建议河北环保厅和沧州环保局严肃执法,尽量找到具体的责任人,并对之予以处罚,这样才能对违法排污者起到法制威慑作用。

王振耀:这需要信息平台的建立,为公民的捐赠提供便利的信息。一是政府和民间一定要有一个接口,哪怕在(政府)社会部里设立一间办公室,但是现在没有;另外一个民间组织之间也要建立信息分享的平台。此次地震,壹基金联合28家公益组织组建了一个搜救队,但我觉得还不够,这个联合平台工作机制还不发达,它需要有信息加工、信息研究等各种各样的功能,并不是公益组织到灾区救灾就行。

法制化手段解决环境违法

《21世纪》:芦山地震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募集资金占到震后公益组织募资的一半,如何看待其他公益组织和红会的关系,公益组织的发展对红会的改革有何作用?

同时,在上述两起公众关注度很高的环境污染事件之外,还有一起环境污染事件也与水污染相关。即内蒙古自治区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停用、企业私自排污及污水管网“跑冒”问题,目前地方环保部门已全面排查园区企业环境问题,园区内所有生产企业已停产整治。

王振耀:2008年之后,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增长,现在公益组织已经进行到多元时代,国务院鼓励大家进行公益组织注册,民间组织也有了公募的权利。原来救灾的时候,发的文件救灾捐款只公布了两个账户,一个红会,一个是慈善总会,最多再公布一个民政部的账号。

“在第一季度督办的环境事件中,有媒体关注非常高的事件,也有领导批示的事件,还有群众上访的地方久拖不决的事件。”邹首民对本报透露,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之所以不在通报之列,是因为此类事件专由应急中心负责。

公益组织的进步会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红会的改革。直接的促进作用表现在救灾过程中红会与其他公益组织的如何合作、对口以及合作机制如何优化。间接地表现为红会和其他公益组织是一种慈善业的竞争,你愿意向红会捐款还是向壹基金捐款,这是一种捐款竞争。民间组织的发展对红会的改革是一种良性竞争的推动,红会做得慢,全社会舆论都在批评它。

邹首民还透露,以前督办的环境事件一般是通过环境报进行个案披露,像这次这样集中通报还是首次尝试,以后会将这种通报制度化,定期发布,以回应公众的关注,“也欢迎你们多提供线索”。

红会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交汇点

行政督办固然有效,但对于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毕竟作用有限。“我们还应建立法制化的环境污染事件处理机制,明确各类环境污染事件的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提供更为多元的污染事件解决和污染损害救济机制。”邹首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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